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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工 2022-07-12 18:31:26 阅读:147
  

  每经记者:杨剑,每经编辑:吴永久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任与上海豪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进行二审民事判决,上诉人任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原因是任购买300万私募产品后,在获得三倍利息后,直到到期也没有获得本金支付及相关收益,其投资的私募公司被基金业协会注销。

  后来,投资者任发现,最初认购的是上海通江资产的一只私募产品。最后,基金业协会出具的基金合同显示,投资人是案外人上海魏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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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推荐人喜欢买大连分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承认“飞单”,但这个“飞单”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成本案的争议焦点。

购买300万私募产品本金要不回来,销售员承认“飞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任与上海豪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进行了二审民事判决,上诉人任因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任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有误。豪迈大连分公司和豪迈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销售产品的行为与本案无关。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任与赵是夫妻关系。2017年9月21日以来,葛明明多次通过微信向赵推荐收益类理财产品。2018年4月,双方见面。之后会在微信上交流理财产品的事情。2019年5月21日前,葛明美为被告好买大连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4月13日,任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恒泰证券运作外包募集专用账户汇款300万元,附言为“购买京安-兴元行3号分级基金”。

  2018年4月20日,该案涉及私募管理人上海通江资产向任出具《认购京安-兴元行3号分级基金确认函》,确认任投资金额为300万元,基金份额数为300万份。认购确认日为2018年4月20日,投资期限为12个月。基金管理人和劣后投资人为上海通江资产,托管人为恒泰证券。之后,恒泰证券运作外包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2018年10月21日、2019年1月31日向任支付利息共计20.96万元。之后直到到期也没有获得本金支付及相关收益。

  2019年12月30日,涉案私募基金管理人上海通江资产被协会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2020年5月2日,葛明美给赵出具了一张《承诺协议》,上面写着,“2018年4月17日,赵以其妻任的名义购买了《锦乾-星远航3号分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百万元的通江资产。业务员葛明美承认‘飞单’没有充分揭示风险,客户造成资产损失……”。

  随后在2020年5月7日,葛明明向派出所报案称其与赵发生纠纷,并称赵被赵威胁于2020年5月2日14时许在沈阳市大东区科科路咖啡店签订承诺书。2020年12月24日、2021年2月2日,任委托律师将《律师函》元送至涉案基金管理人上海同江资产,要求上海同江资产返还任投资款300万元及利息。两个律师函都邮寄到了通江资产在上海的注册地址,但邮件被退回。

  二审后,任及两被告申请调取涉案基金合同,一审法院向双方发出调查令。基金业协会称,基金合同和私募基金风险揭示书以光盘形式邮寄至一审法院,并出具信息说明书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分公司负责买入的葛明明在向客户推荐私募产品时出现了“飞单”。那么,在推荐私募产品的过程中,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点。首先是葛明明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其次,葛明明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是豪迈大连分公司和豪迈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点争议,根据任提供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执、京安-兴元行3号分级私募投资基金份额的出资确认,不能证明豪迈大连分公司是涉案基金的销售机构。并且根据基金业协会提供的《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基金以非公开方式销售。基金采用直销的方式募集,即基金经理自己销售。基金由管理人直接销售,委托募集不存在任何风险。”

  任丈夫赵与葛明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4日起,葛明美向赵推荐“和兴财富”的理财产品,其中葛明美称“如果和兴不安全,还有什么安全的?”或者“我可以让合兴的副总给你打个电话。”2018年4月13日,赵说:“基本上,你会得到3000。这个公司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同日,任账户购买案涉及基金份额300万元。虽然葛明明当时是豪迈大连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在向赵推荐豪迈公司的理财产品,所以葛明明的行为应属于其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

  关于第二点争议,涉案基金产品的管理人并非大连分公司的好买人,涉案基金的合同文本也没有大连分公司盖章确认,也没有“好买人”相关字样。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葛明美为公司代理销售涉案基金,赵作为金融从业人员要求葛明美返还销售提成款

案外人名下支付给任宏妮,案涉基金不能兑付后,其也没有直接向好买公司主张权利。任宏妮提供的赵立勇在好买大连分公司的照片不足以证明其与好买大连分公司之间存在销售案涉基金的法律关系,故葛明媚的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

  关于争议焦点三,任宏妮在第三次庭审中,将本案案由变更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故其应当证明好买大连分公司存在违法行为,并给其造成了损失,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好买大连分公司存在主观过错。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基金与好买大连分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性,所以任宏妮向好买大连分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案涉基金是依法成立的合法产品,即使其有损失,也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等证据,依法向基金管理人、托管机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任宏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此有私募业内人士表示,私募基金不同于公募基金,其不能公开的对外宣传和销售,因此其销售渠道上,除了自有销售渠道以外,与券商、银行或持牌基金销售公司合作是其主要的客户拓展渠道。对于银行、券商等销售渠道,是要求私募机构是其白名单内的客户。但在现实中,很多渠道人员,利用自己熟悉客户的优势,私自销售代销系统以外的产品,也就是业内说的“飞单”,这种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行为的后果不为所在的基金代销机构认可,存在极大的风险。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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